对于神来说，日本岛作为神国，难免有一种局促感。那么多的神社簇拥在日本岛上，真可谓“鸟居”（神社大门）遍地。日本“年中行事”，即传统节日，几乎月月皆有，而且多与神佛相关。释迦牟尼佛是外来的，要本土化，就得在日本“本地垂迹”，化身为天照大神（太阳女神）。日本人信仰泛神，泛神而又生活化了，多少会有
对于一个民族的信仰，是不能随便以“迷信”二字来打发的。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信仰，最好去看它的神话。
日本神话，源于“记纪”二书――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纪》。《古事记》是神代记，而《日本书纪》则从神代进入了历史。
由“记纪”，我们看到，日本是以国家神话为根柢的。在神话中，自然神话一般来说具有基础意义。初民对包围着自己的自然环境感到神秘，认为其中有神，并因此产生出关于自然的神话。自然神话，是神话的原初形态，也可以说是日本国家神话的素材，日本神话传说，多讲国土开辟、国家起源、皇室由来，自然神话只是插曲。同样，谈文化起源的神话，在日本也非常多，但是，相对于国家神话来说，文化神话则默默地扮演着配角。当然，也有关于民族和人类起源的神话，有将本民族神向人类之神发展的神话，但主要还是有关国家起源的神话。
日本神话，一开始就以国家神话作为统一自然神话和文化神话的主导理念，这样的神话，在其他民族中是罕见的，它是日本神话所具有的特性。
日本神话由高天原神话、出云神话、筑紫神话三部分构成。高天原神话，讲国土生成；出云神话，讲国土经营；筑紫神话，讲国家形成。但是，我们不要忘了，“记纪”二书，是“唐化”的产物。日本历史上，有过两次文明开化，古代“大化改新”，是“唐化”，为中国唐朝文化所化；近代“明治维新”，是“欧化”，为西方文化所化。
“唐化”由圣德太子《十七条宪法》开了先河，宪法第一条就是“以和为贵”，这显然是受了儒家思想影响；第二条是“敬崇佛教”，也来自中国；到了第三条，才是“服从天皇”，可见天皇权威还不行，要借助于中国文化的影响。
“唐化”在制度上表现为采用唐朝的中央集权制度，在文化上出现了国家神话。圣德太子早就开始编纂国家神话，但他编纂而成的书，在一次政变中毁了。
从圣德太子到天明天皇，前后花了大约一百来年的时间，在书写方式、编纂体例以及思想方法上，日本国家神话都明显地“唐化”了，其中有些神话和传说，很可能就来源于中国，甚至还有不少语句，都是直接从中国典籍里移植过来的，其序文部分，则完全仿照唐初长孙无忌的《进五经正义表》。那时日本本土文化尚在“神化”阶段，可“唐化”却要推动其“圣化”。因此，《古事记》里，“神皇一体”是神化，而“圣帝合一”则是圣化。
日本古代国家在“唐化”中形成，国家神话当然也要“唐化”。但是，古代日本人并未完全“唐化”，“唐化”是有选择的。儒教与日本氏族制度和祖神崇拜可以结合，隐士和神仙也可以接受，但老庄却被拒绝。
奈良朝，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无限推崇，可到了平安朝就开始挑剔了，挑剔是从日常的装饰意识开始的。例如，奈良时代的“花食鸟”，花和鸟，都是理想化的，被赋予了道德观念，这是唐风。可平安时代的“花食鸟”，则变成了自然主义的完全写实的花和鸟，其作为装饰纹样，表现了接近于自然原型的风格。后来，从观念上也发生转变，出现了“神道为根本，儒教为枝叶，佛教为花实”的观念，从花鸟意识到神道观念，这个转变，花了很长的时间。这样转变以后，日本人自以为寻到了文化的根，其实是个误会，在《古事记》里，神话素材是日本的，而神道――神化和圣化，则来自中国。
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看《古事记》，即《古事记》在日本的文明进程中出现过两个版本，一个是大化改新时期的唐化版本，一个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欧化版本。唐化的《古事记》，以神皇一体来确立皇体；欧化的《古事记》，以皇国一体来确立国体。根子上都是那些神话故事，但着重点有所不同，唐化是皇体觉醒，而欧化是国体觉醒，在欧化中，皇体信仰转化为国体信仰。
皇体万世一系，以神话为根柢，是一种制度化信仰。然而，历史上，皇体的核心――天皇，却多半像汉献帝那样，被曹操一类的权臣挟持，没有多少尊严可讲，被杀死不少，被废掉不少，还有不少出家做了和尚，如同丧家犬。
由此可见，日本人对于皇体的信仰，没有落实到每一个天皇头上。直至近代，由于西方列强都以民族国家的身份进入日本，刺激了日本人的国体意识，尤其幕末志士，坚决主张以国体回应列强。天皇代表国体，但国体却被幕府遮蔽，幕府非国体，却代表国家利益。幕府与皇体，格格不入。于是倒幕风潮骤起，推动皇体转化为国体，神话走向国家权力。
唐化初期，日本皇室也想建立唐朝那样中央集权、君临天下的王朝，但圣德太子认为，王朝不适合于皇体万世一系，因为有王朝就有改朝换代，就有革命兴起，缘于此，圣德太子尽管推崇儒教，还是拒绝了儒家朝代革命的论说。
日本没有王朝化，此乃日本之福，到近代，就选择了国体化道路。从皇体到国体，这一历史道路，决定了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的本质。国体由皇体而非由市民社会发展而来，不管它如何欧化，从根本上来说，依然是中世纪的。皇国一体，是日本国体的灵魂――大和魂，欧化到此，适可而止。
而政府的欧化则彻底多了，历史上，日本除了有过短暂的中央集权时期，政府从来就不依附于皇体，在“和魂洋才”论者看来，政府不属于“和魂”，可以用“洋才”来改制，代议制也好，三权分立也好，都可以搞，只要是在“皇国一体”的前提下，走在日本国体化的大道上，自由民权也好，法西斯也好，都可以纳入国家主义的轨道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，“东洋卢梭”中江兆民，自由民权运动旗手植木枝盛，文明开化论者福泽渝吉等为什么都没有走出国家主义樊篱。
这样的国体，成为神道附体，神话也就变成神典了。神典不是认识、研究的对象，近代以来，当日本学者借助西方神话学，开始研究日本神话时，却触犯了国家主义信仰的禁忌，惹来笔祸，甚至以“朝宪紊乱罪”下狱。对当时的日本人而言，“记纪”是信仰的“圣经”，不是神话，不能作为研究对象。
因为日本是神国，在日本讲神话学就是亵渎国体。后来，高山岩男在《文化类型学》里，一再强调国家神话和国体信仰，讲天皇是国祖神之裔孙，是人也是神，神性与人性集于一身，以此为据，将神话学纳入日本国体。他发现，日本神话里，没有印度的“梵”和中国的“天”那样的理性空间，神不是那种脱离人也能独立存在的全能的神，不是进行理性思维的绝对者。
诸神天真烂漫，有神格也有人格，日本人的祖先，由神生成。所以，日本人都是神的裔孙，都在其本分中与神相应，国土由神人共同开发，国家由神人共同经营，国民要参与国家形成，尽其国民的本分。王朝化，将人民转化为臣民，而国体化，要将人民转化为国民。上述诠释，属于欧化版本的范畴，唐化版本是“神皇一体”、“圣帝合一”。
唐化不适应近代的需要，是明摆着的事情，欧化又如何呢？高山岩男撇开了它们，他坚信《古事记》是纯日本的，应当使国家神话国粹化和宗教化。
高山岩男说：“不同类型的文化，若除开技术文化方面，实际上很难做孰优孰劣的评价，输入他民族文化，除非以此为机缘能够导致本国文化的发展，否则，一般都很难进行。日本人保留了许多固有文化，特别是在国体观念和国家意识以及神道信仰方面，日本民族几乎不能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。日本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，总是保持了自己的固有文化，神国国家主义信仰成为接受和批判他民族文化的根本原理，在这一点上，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决不宽容”。这样说来，是把国家神话宗教化了。
神话是泛神的，还能接受外来影响，容忍不同版本，而宗教是一神的，国体宗教化了，国家只有一个神，那就是天皇――国君，代表最高神。因此，仅有“皇国一体”的欧化版本是不够的，还要进一步确认：日本就是神国，日本人从来就是神的选民，天皇就是神。皇室统治国民，不是基于国家权力，而是基于全体国民对天皇的宗教信仰。
高山岩男一再强调，日本人的国家观念一开始就是宗教性的。与那种伦理的、文化的、权力的国家观念不同，宗教性的国家观念是日本所特有的。对国体的信念是宗教的根基，它不是某一个教派团体的宗教信念，而是国民共同体的宗教信念，也就是说，日本宗教是与教派宗教根本不同的国家宗教。因此，对国体的信仰和守护，是国民的最高道德，创建神人共同之国，成为日本最高文化。
按照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，高山岩男得出一个结论，正如他以宗教化的国家主义，兼并了神话式的唐化和欧化国家主义，在他看来，日本文化的发展，也超越唐化和欧化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。
在唐化过程中，日本文化吸收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；在欧化过程中，日本文化差一点就全盘西化。所以，唯有日本文化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文化。通常，文化的世界性进展，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，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是如此。日清战争胜利，使日本超越了中国；日俄战争胜利，使日本超越了欧洲；日本还要发动世界大战，世界大战会使日本文化世界化。
这样，高山岩男就用自己的文化哲学，通过对神典“记纪”的宗教化和世界化释读，为日本发动二战建立了信仰的基础。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了，日本人服输，服输的标志就是裕仁天皇广而告之：我是人，不是神。这就动摇了神国的根柢。
于是，“记纪”从国家神话原型和国家宗教圣经，被还原为普通神话故事，脱了文化哲学的马甲回到神话学的视野里。但它们毕竟打上了国家主义的烙印，挥之不去。因此，我们今天读“记纪”，虽然要当神话故事读，同时，还要看它们如何从神话故事上升为国家主义，不光要注意其“世界化”的帝国主义，还要了解其“欧化”的民族主义以及“唐化”的王权主义，由此深入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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